「珠串四海——印度太平洋古代珠饰的贸易交流」工作坊纪要

2026年9月6日，由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珠串四海——印度太平洋古代珠饰的贸易交流”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顺利举办。本次活动邀请了来自凯拉尼亚大学考古学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等机构的学者进行主题汇报与讨论。沙龙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范佳楠副教授主持。

工作坊伊始，范佳楠老师对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和与会学者作了介绍，并向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与感谢。随后，她回顾了中斯联合考古项目十年历程：四川大学与凯拉尼亚大学的合作协议始于2016年，迄今已持续约十年。曼泰港是斯里兰卡最早开发的古代港口之一，贸易辐射涵盖中国瓷器、东南亚与南亚陶器、伊朗及地中海东罗马陶器，为海上丝绸之路东西交汇的重要节点；帕巴鲁伽拉遗址则是迄今所知南亚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生产中心之一，与曼泰港共同构成理解古代印太贸易网络的关键。

图1 范佳楠副教授主持

第一场，由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明兰卡教授进行汇报，题目为《帕巴鲁伽拉遗址的发掘收获》。明兰卡教授首先对四川大学近十年来与斯里兰卡携手推进学术研究表示由衷敬意与感谢，并特别致谢吕红亮教授和川大团队在整个合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信任。他首先勾勒斯里兰卡古代文明的总体背景，指出其文明史逾两千五百年，古代王国与考古发现证明当地社会已掌握相当先进的科技、设计与艺术知识，古代小型珠饰类遗物承载了两千余年的历史信息；中国文物则展现了古代工匠跨越海洋的技术与交往能力。其次介绍珠饰的一般情况，珠饰以本地宝石、玻璃、陶土、金属等多种材质制成，跨公元前至历史时期广泛分布，既作个人装饰，也作为身份、贸易与宗教供奉的象征。接下来他重点阐述印度-太平洋珠Indo-Pacific beads的内涵，这类小型单色玻璃珠通常约六毫米，广布于非洲、中东与亚洲；以往学者多将此类珠的生产溯源至印度，但帕巴鲁伽拉遗址的大量发现正在改变这一认识。遗址附近新发现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碑文中的婆罗米文字“mani”，推测“mani”与玻璃珠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最后介绍遗址的发掘收获：2022年调查覆盖约33英亩，2024与2025年连续发掘，发现直径可达2.5米的窑炉，窑炉火道方向一致，并见一种结构全然不同的独特形制窑炉；出土遗物包括玻璃珠、玻璃料块、陶片年代约公元2至5世纪及砖构遗迹，确认存在初级玻璃与次级玻璃生产；烧制区两公里内即可获取石英、石灰石、天然碱三种主要原料，已发现五十余座窑炉，结合“komakara”意为匠人村的铭文线索，可判定该遗址不仅是一处作坊，更是由专业匠人运作的生产中心。其结论认为，帕巴鲁伽拉遗址可确认为斯里兰卡历史上重要的玻璃珠生产中心，并可能是南亚最主要的生产中心之一，相关发现首次从生产视角重新写就了玻璃珠的专门史。

图2 明兰卡教授汇报

第二场，广西民族大学富霞教授进行题为《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两侧珠饰遗址的调查收获》的汇报。她首先介绍克拉地峡东部海岸三乔山遗址，该遗址是一处大型珠饰作坊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出土玛瑙、水晶、红玉髓及各类珠饰，并有汉代铜器、印纹陶与铜印章，是早期印度与东南亚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节点；其次将材料与广西合浦、贵港等地汉墓出土同类器系统比对：泰国三乔山出土的三宝佩、摩羯等造型，合浦汉墓亦有出土；三乔山微型动物雕饰与贵港红玉髓狮形珠相似；黑底、红底及白色线刻纹样两地报告均可对应；所出无色水晶珠亦与合浦圆形、多面体水晶珠相类。接下来介绍跨安达曼海东岸的普考同遗址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为玻璃与石质珠饰、金饰加工工业中心；并调查甲武里和孔通遗址，后者分两阶段公元前1至3世纪、公元5至6世纪。最后据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检测，泰国南部玻璃含本地中等钙铝钾玻璃、印度钠铝玻璃及多见于广西与越南北部的高铝低钙钾玻璃，反映出印度、泰国与广西的早期贸易。结合《汉书·地理志》记载，克拉地峡在汉代已是重要的贸易通道，两岸出土玻璃珠、石珠与印太贸易珠同合浦、广州、贵港所出高度相似，实证了海上丝路沟通南亚、东南亚与两广的路线。

图3 富霞教授汇报

第三场，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韦伟燕副教授进行题为《广西浦北越州故城出土的玻璃珠饰及相关问题》的汇报。韦老师首先介绍城址的地理与建置，越州故城位于南流江中游，顺江而下可达北部湾。文献记载该地原为少数族群聚居区，南朝宋泰始七年471年立越州，泰始十年474年建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记其辖境东至广东茂名、南至雷州半岛、西达中越边界、北抵容县。城址为大城套小城格局，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米，北高南低、依山而建，存东门、北门及马面等防御设施。碳十四测年与文献所载474年建、隋初废弃基本吻合。其次介绍2019至2023年的发掘工作，对出土玻璃珠的区域采用水洗等精细工作方式；多学科合作方面，分别与北京科技大学、中科院上海光机所、Beta实验室、北京大学合作。接下来介绍发掘成果，内城北部揭露三进院落式建筑群，见规律排列的柱洞、墙基包边砖与排水设施，并发现高等级建筑材料等重要遗物；出土装饰品以印度-太平洋贸易珠数量最多，颜色、尺寸多样，见多面体、缠绕珠、粘连珠及玻璃管。上海光机所李青会研究员团队以荧光光谱、拉曼与超景深成像分析二十余件样本，判定大部分为矿物碱型钠铝玻璃、少量仅可以判断为富钠玻璃，采用拉制工艺制作而成；据前人的研究东南亚矿物碱型钠铝玻璃可能产自印度南部，故越州故城大部分玻璃珠的初级玻璃应产自南亚。又对比洛阳永宁寺出土十五万件印度-太平洋贸易珠、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湖北巴东雷家坪六朝墓等地所出同类玻璃，并引北魏太武帝时“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国中琉璃遂贱”等文献，说明北魏时期玻璃制作工艺已自印度地区传入。最后，韦老师由科技分析进一步追问珠饰的用途与埋藏背景：文献与石窟造像麦积山石窟、青州龙兴寺菩萨像多饰由珠子串成的璎珞显示中古玻璃珠可用于佛像与菩萨装饰、高等级建筑珠帘及个人装饰。因越州故城内无与佛教相关遗迹遗物出土，又不似个人的装饰品，结合高等级建筑材料与玻璃珠密集共出于衙署建筑废弃堆积的现象，推测其更可能作为高等级建筑的珠帘使用。

图4 韦伟燕副教授汇报

第四场，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刘芸伶进行题为《2019年斯里兰卡曼泰港遗址及帕巴鲁伽拉遗址出土玻璃制品初步讨论》的汇报。刘同学首先回顾两处遗址的既往研究，提到已有学者指出曼泰港部分玻璃或显示与萨珊晚期玻璃相关，可能存有二次加工，作为贸易转运中心联系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在帕巴鲁伽拉遗址1998、2013、2022年三次工作中，考古工作者认为出土的玻璃绝大多数为矿物型钠铝玻璃，仅见两件钴蓝植物灰钠玻璃，而遗址中被认为可能同时存在一次与二次生产行为。检测方面主要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与质谱LA-ICP-AES / ICP-MS相结合，以获取微损乃至无损条件下的主微量元素信息，已测得曼泰四百余件、帕巴鲁伽拉两百余件数据。其次，以氧化镁1.5%为界对曼泰样品分类：泡碱玻璃数量不多，深蓝色玻璃可能以二价钴离子着色，而铜铅比的不同暗示不同铜矿来源，红玻璃以铜单质微粒着色，并见铅锡黄，推测可能存在“改色”现象。一件双层玻璃手镯内外层铝含量不同，显示工匠可能选用不同批次或产地原料来制作手镯内外层。植物灰玻璃在数量上占比高于泡碱玻璃，颜色丰富，以铜单质微粒、二价铜离子、二价亚铁离子、三价铁离子等着色，部分无色者以锰脱色，未见回收混溶，助熔剂显示样品可能采用不同批次植物灰并可能加入白云石一类的稳定剂以改善玻璃性能。矿物型钠铝玻璃数量最多，以铜单质微粒、铅锡黄、二价铜离子及三价铁离子等着色，乳白色玻璃中锡含量较高，推测使用了锡基乳浊剂，溯源归于南亚—东南亚。接下来介绍帕巴鲁伽拉样品，无一例外皆为矿物型钠铝玻璃，着色机理与曼泰相近，二氧化硅源或来自花岗岩。最后综合两址生产模式：玻璃类型方面，曼泰三类玻璃中矿物型钠铝玻璃远超其余两类之和，且多以半成品、珠饰生产中间产品的形式存在。而植物灰玻璃与泡碱玻璃中则见部分容器碎片，说明植物灰玻璃、泡碱玻璃以及玻璃容器并非曼泰遗址生产主流。出土的一件红色泡碱玻璃管泡碱应与珠饰拉制有关，显示曼泰确有二次加工。因此认为曼泰地区可能使用了贸易运输中偶然破碎的玻璃容器做原料，为将利益最大化而再次熔融碎玻璃制成珠饰进行流通。部分曼泰矿物型钠铝玻璃的砂料来源与帕巴鲁伽拉高度重合，可确认一部分帕巴鲁伽拉生产的玻璃产品运抵曼泰再贸易，另有一部分未与帕巴鲁伽拉重合的样品可能为本地自产或自印度南部、东南亚等其他生产中心进口。结论认为，曼泰玻璃制品的生产模式可能为部分自产及二次加工、部分直接进口帕巴鲁伽拉等产品；后续将对窑炉形态做复原并开展实验考古、进一步探讨生产分区。

图5 刘芸伶同学汇报

第五场，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留学生杜兰卡进行题为《东西方丝绸之路上的斯里兰卡珠子：基于多处考古遗址观察的初步研究》的汇报。杜兰卡同学首先指出，斯里兰卡珠饰不仅有使用，更有生产与贸易，背后研究空间广阔。他介绍曼泰作为南亚重要生产兼贸易中心的地位，遗址及周邻发现罗马玻璃、中国瓷器等多样遗物，显示其连接东西的枢纽意义；案例中提及曼泰及里迪亚加马地点出土玻璃珠达四百三十枚以上，并见铝钾玻璃，与埃及、西亚的网络可以比对。接下来他将视野扩展至斯里兰卡其他遗址，说明各地石珠、玻璃珠、陶珠及金属珠的发现，呈现从原料获取到成品流通的区域链条。最后强调应将珠饰置于斯里兰卡社会更大范围内观察，结合宗教与世俗生活资料，理解其在贸易、信仰与日常中的多重角色，并指出斯里兰卡本地珠饰成分具有相对独立的一套特征，值得在更大框架下持续开展比较研究。

图6 杜兰卡同学汇报

交流与提问环节，听众与韦伟燕副教授就印太珠与造像装饰的关系进行讨论。韦老师指出，印太珠作佛像和菩萨像的装饰，目前主要证据为历史文献与麦积山石窟、青州龙兴寺造像菩萨多饰璎珞，成都博物馆所见菩萨立像亦挂璎珞，目前还没有发现佛像或者菩萨像与印太珠直接共出，故只能结合文献与佛教造像进行推测。

图7 现场提问

随后，赵德云教授作综合点评。关于帕巴鲁伽拉，他引美国学者Peter Francis Jr.所论印度至华南沿海八处印太珠生产中心，认为帕巴鲁伽拉是保存最好的一处，有条件在前人基础上厘清与其他中心的成分、工艺与外观差异，并需以时空框架为基础比较不同时代的生产特征；他就“公元前3世纪至11世纪后不再生产”请教，明兰卡教授答11世纪后本地无生产证据，但中国后期仍有、印度南部至今犹存。关于窑炉断代，他介绍2024、2025年窑炉时期相近，未来可对不同类型窑炉分别测年，陶器亦可由斯里兰卡考古学校准断定。关于富霞教授所揭泰国南部新资料，赵老师对万字纹蚀花珠深感惊讶，认为或证印度与东南亚的直接联系及工匠移居，并指出狮形辟邪珠在中国皆伏卧、东南亚多见立跃，与中南半岛所出相近，广西出土或更近东南亚而非直接来自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南亚地区。关于越州故城，他认为这是首次完整发掘的一座南北朝至隋初南方城址，价值极高，并问珠饰有无废料与半成品；韦老师答皆为成品，所见炉子疑为冶铁熔铜而非玻璃生产。赵德云教授介绍中国玻璃窑炉发现较晚元代山东博山，但东汉中小型墓已出珠饰，或已本地生产，提醒注意“夹金箔层的玻璃珠”玻璃—金箔—玻璃三层。提示可以关注并对比贵州大松山、云南等地出土的拉制玻璃珠的成分，并据成都、广元魏晋南北朝衙署所出，推测部分珠饰或经贸易通道流转而非城中所用。关于刘芸伶同学的科技分析，赵老师就“植物灰”既作助熔剂又可用于切割时磨圆珠饰，难以确定植物灰用途、曼泰与帕巴鲁伽拉成分差异或涉年代等问题与刘同学探讨，并建议对泡碱玻璃的埃及、黎凡特产区的溯源结论持慎重态度、加强外观比对与资料复核；对杜兰卡同学将斯里兰卡珠饰置于更大范围的思路表示肯定，认为应结合宗教与世俗生活，关注遗址成分的独立特征。

图8 赵德云教授总结

本次工作坊的最后，由吕红亮院长作学术总结。他首先感谢凯拉尼亚大学与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的大力支持，项目自2016年启动至今进入第十年，视其为两国人民友谊与海外考古持续合作的难得样本。曼泰港与帕巴鲁伽拉两处遗址，曼泰港内涵复合宗教、经济、贸易中心兼部分手工业，帕巴鲁伽拉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印度-太平洋珠制造中心，未来有长期田野合作计划，可成为中国考古队相较欧美学者取得研究特色及实质性推进的关键田野地点。他建议明确作坊区规划与持续年代、操作链复原，做好年度发掘的规划性与阶段性目标；研究方面，应继续推进科技分析与遗址作为产业中心的考古学阐释。帕巴鲁伽拉项目入选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资助，其中有一项资助内容是建设遗址博物馆，希望在后续年度设计中介入小型遗址博物馆的规划与陈列，此亦“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最后，他预告明年在川大召开的东亚考古学大会SEAA，中斯团队将组织相关专题的讨论会，并感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两年度与川大进行协作。

图9 吕红亮院长总结

最后，本次工作坊在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与会学者感言中斯联合考古未来可期，愿以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

图10 本次工作坊参会人员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