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科学中心地学考古团队揭示全新世早期长江下游海岸带稻作融入海洋适应的证据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地学考古实验室贺可洋特聘副研究员在国际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上发表文章《Early Holocene rice cultivation integrated into marine adaptation in eastern China》。我院贺可洋特聘副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磊馆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江流域稻作农业起源与环境变化关系的微体化石研究”（41830322）第一资助。

图1井头山遗址位置和微体化石组合图谱

沿海地区在人类迁徙、人口增长和社会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新世早期气候变暖和海平面回升，在沿海地区催生了多种人类适应行为，包括海洋资源的利用和农业起源。然而，关于这两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生业模式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过程仍然不清楚。为此，我们对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井头山遗址，展开了详细的植硅体和硅藻等微体化石分析（图1），发现早在距今8000年前长江下游海岸带地区的水稻栽培，就已经融入以贝丘为代表的海洋适应生业模式，但是井头山遗址的水稻驯化进程较同期跨湖桥遗址存在明显延迟。

图2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态和形态测量数据

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形态和形态测量数据显示，井头山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总体变化不大（图2），长宽与同期跨湖桥遗址接近，B/A比值接近粳稻，但水稻扇型植硅体鱼鳞状纹饰≥9的比例仅为~41.7 %，远低于同期跨湖桥遗址，指示宁绍地区水稻驯化过程延迟。微体化石组合证据表明，井头山遗址水稻栽培的开始和结束，分别对应了淡水硅藻出现和海洋硅藻扩张（图1c），指示海平面上升与水稻栽培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海平面上升引起的地下水位上升可能会导致湿地增加，从而导致野生水稻的扩张。另一方面，沿海地区的淹没可能会导致人口数量下降，从而削弱劳动力投入和人工选择压力（图3a）。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可能会导致水稻的去驯化和驯化过程延长。

图3井头山遗址水稻驯化和生业模式

考虑到井头山遗址水稻驯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井头山遗址的生业模式仍然是依赖以橡子和贝类为代表的狩猎采集经济图（图3b）。除了井头山遗址，中国南方沿海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岭南的两广和东南的福建地区。其中，两广地区的贝丘遗址为淡水河口类型，水稻遗存年代或性质存疑；福建地区则是在多处沿海贝丘遗址，例如庄边山、黄瓜山等，发现了约5000年前水稻的确凿证据。与之前认为中国南部沿海贝丘遗址仅依赖于海洋适应而没有水稻栽培的观点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井头山遗址，水稻栽培已经融入了海洋适应，并随后在距今5000年左右扩散到中国东南部地区。因此，井头山遗址不仅是河姆渡文化的祖先，而且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南岛语族海洋扩张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