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hic Technol. |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成都平原古人类的技术策略与环境适应

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过渡阶段，是人类技术演化与环境适应的关键时期，更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该时段古人类行为多样性及石器技术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位于中国西南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受龙门山构造带及水系变迁影响，曾被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缺乏古人类的长期活动。近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在《Lithic Technology》发表了大山坡遗址的研究成果，文章题目为《Stable and Inherited: Technological Strategy and Human Adaptation During 67–30 Thousand Years Ago at the Dashanpo Site in Chengdu Plain, Southwest China》。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韩芳副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左志强副研究员为论文通讯作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程立文、黄明副研究员、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杨庆江副教授、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吕红亮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为共同作者。此项研究揭示了该区域距今6.7万年至3万年古人类的石器技术面貌，填补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理解中国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性特征、技术演变及古人类对不稳定地质水文环境的适应策略提供了重要实证。

大山坡遗址位于龙泉山与成都平原之间的阶地丘陵过渡地带，2023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共出土石制品1659件，石制品分布特征、出土产状及风化磨蚀程度表示遗址未经过显著的水流搬运或扰动，为准埋藏环境。光释光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遗址文化堆积的年代为距今3万至6.7万年。

图1 大山坡遗址地理位置

（a.四川盆地地形；b.大山坡遗址位置；c.四川地区旧石器考古遗址 ）

石料统计与利用分析显示，大山坡遗址的古人类采取了“就地取材”的策略。石制品原料均来自于流经平原的古河道砾石层，其中质地坚硬、结构紧密的石英岩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还包括少量的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等。这种对高品质石英岩的集中利用，体现了古人类对本地岩石物理性能的深刻认识与选择性开发。石器技术分析显示了大山坡古人类多样的石核剥片策略，遗址的石器工业属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以直接锤击法为主导，辅以一定比例的砸击法与碰砧法，这种针对砾石原料的灵活技术组合，体现了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传统。遗址中出现的盘状石核，反映了古人类具备较高的剥片组织能力及对石核剥片的精确控制。石器工具组合以石片为毛坯的小型刮削器（如边刮器、端刮器）为主，并与手镐、重型刮削器、砍砸器等共存，呈现出小型石片工具为主、重型砾石工具为辅的特点，既保留了早期砾石工业的特质，又体现了向晚期小石片工业过渡的演化趋势。

图2 大山坡遗址出土石制品

成都平原在地质构造上处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剧烈隆起区，更新世时期水系摆动频繁、构造活动活跃。大山坡遗址位于平原边缘的台地缓丘地带，这种微地貌选择为古人类提供了天然的避难所，使其免受频繁洪水与构造活动的侵扰。面对不稳定的地质与水文环境，大山坡遗址的古人类通过维持一种稳定且的技术策略，生产适应高流动性生活的小型刮削器及应对复杂生计活动的重型工具，进而成功适应了这一湿热且多变的环境。

纵观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演化，以烟墩堡4层、龙骨坡遗址为代表的砾石石器工业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该区域的典型技术代表。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以重庆三峡地区的高家镇遗址、冉家路口遗址等和成都及周边地区近来新发现的王家堰1号地点、坛罐山遗址、龙垭遗址、濛溪河遗址等为代表，石器技术呈现出大型砾石石器和少量阿舍利技术因素共存的技术特征，同时，小型石片石器已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鲤鱼桥遗址、富林遗址、资阳人B地点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仅见小型石片石器技术体系。大山坡遗址的石器技术研究表明，该遗址继承了中期大型砾石石器而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的技术特征，表现出鲜明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四川盆地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过程中，古人类石器技术与文化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渐进演变。

图3 四川盆地石器技术演变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