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aeol. Res. Asia | 北方长城地带龙山至二里头时代动物利用所反映的人类价值体系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石涛副教授在国际著名考古学期刊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亚洲考古研究》）发表题为Valuing animal use in the agropastoral societies of the Late Neolithic and Early Bronze Ages in north China (《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半农半牧社会的动物价值构建》)的最新研究文章。文章根据对北方长城地带龙山至二里头时期动物遗存的背景分析，探讨了这一时期，不同动物使用背景所反映人群对主要动物资源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考古文博学院石涛副教授为本文独立作者。

论文伊始，作者提出，龙山至二里头时代是中国文化和社会景观变化的重要时期。北方地区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兴起，极大改变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在这一时期，牛、绵羊、山羊等动物的传入，极大影响和改变了这一地区人群的生业经济模式。这些食草动物的引入和传统的驯化动物猪，共同构建起了这一地区的动物饲养体系。但是，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人群如何看待这些新引入的动物？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这些动物和猪在文化、社会和生活中的重要性有何不同？

作者引入“价值”的相关理论帮助解答这些问题。作者首先回顾了价值理论的研究。对价值的理论探讨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经济学和人类学。在经济学上，尤其是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将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认为价值主要来源于劳动和稀缺性等，但是人类学家的价值则主要在莫斯的“礼物”理论上构建，并将价值衍生出如社会价值、象征价值等形式。价值的多元性，意味着探讨价值需要多元地进行讨论，特别要注意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体现形式的不同。而在考古学上，除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还需要注意遗物的出土背景，这可能彰显了对物品不同的价值构建。

作者尝试对北方长城地带的动物遗存的价值进行探讨。首先，作者将北方地区动物遗存的出土背景概括为三个不同的大类：生业背景、丧葬背景、占卜背景。其中，在大部分遗址的生业背景和占卜背景中，牛、羊等这类外来物种的占比一般较高，这凸显了其在生业经济和占卜中的重要性。在丧葬背景中，猪则占绝对优势地位。这种不同背景下动物使用的不同偏好，可能彰显了对动物价值的不同认知。

接着，作者论证了不同考古背景与价值形式之间的联系。其中，生业背景所体现的更多可能是动物的使用价值，占卜背景则可能体现了象征价值。丧葬背景下的动物使用尤其值得讨论。目前，北方长城地带墓葬中的动物大多出土于墓葬中远离死者的位置（如二层台、脚端或者壁龛中）。在墓葬理论中，远离死者的墓葬空间可能更多体现出的是在葬礼中的公共仪式部分，更多表现了葬礼的社会性，而随葬的动物骨骼，可能是葬礼中宴饮物品或哀悼者的礼物，更多体现了调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因此，作者认为丧葬背景中的猪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价值。

为何会有这种价值形式之间的不同？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环境、动物习性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价值的判断标准较多，在考古学上，评判价值一般依靠如稀缺性、获取难度、生产复杂程度等。牛、羊的食性与人类没有竞争性，相较于猪，牛、羊更有利于饲养。因此，在北方地区，在生业经济上，饲养牛羊较之猪更有优势，也更有利于扩大生产。这导致了牛、羊的使用价值较高。但是，猪与人类在食性上的竞争性，也表明人类需要花费更多资源（与人类相关的资源）去饲养猪，在生产难度上较之牛羊可能更大，尤其是在北方地区这种资源和环境不稳定的地区。另外，从生业背景中也表明，猪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更为稀缺的动物，这可能也是猪社会价值较高的原因。至于牛羊的象征价值较高，作者认为，这可能是跟占卜活动的性质有关。一般认为，占卜是依据超自然或神秘方法预测未来的行为，占卜师和民众常借此“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或获取人类智慧无法洞悉的问题之神谕。相比较农业，牧业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生业模式，其土地和劳动力波动都较农业更大。因此，作者认为，用牛、羊等作为占卜的主要动物，可能是北方地区人群使用不稳定的经济形态的动物作为物质载体，以求现实生活中的确定性。当然，在占卜中使用牛、羊等并不表示一定直接是用来预测牧业经济，而更可能是一种物质隐喻。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KG005）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