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Archaeol. Sci. Rep. | 青藏高原东北缘汉代时期农业研究进展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联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机构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在青藏高原东北缘（NETP）汉代农业考古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相关研究成果以“Continuity of Millet-Dominated Farming: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of Han Dynasty at Lajia Site, North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 为题，发表于国际知名考古学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作为重要的文化走廊与农业传播通道，其汉代农业形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受限于系统植物考古数据的缺乏，对其认知还较为模糊。青海民和喇家遗址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官亭盆地，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遗址坐落于黄河二级阶地上（海拔约1800m），黄土堆积深厚，光热条件相对优越，具备发展旱作农业的潜力。2015年，研究团队于喇家遗址V1区系统揭露了汉代文化堆积，为研究该时期聚落层面的生业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团队通过对喇家遗址汉代植物考古学的系统性研究，首次以量化证据揭示在汉代中央政权大力推广农垦、铁器与牛耕技术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该边缘区域仍保持了以粟、黍为绝对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展现出与同期西北多数地区迥异的农业路径与显著的区域适应性。

图1 喇家遗址位置图及航拍图

相关研究样品经浮选共获得炭化种子及碎块9160粒。农作物种子共计4515粒，其中，粟占农作物总量的 70.92%；黍占 22.69%；大麦占 2.84%；小麦占 0.58%；大豆占 0.02%。粟与黍合计占比高达 93.61%，构成绝对优势作物。大麦与小麦合计占比仅为3.42%，表明麦类作物在本地农业经济中处于补充地位。

图2 喇家遗址汉代遗迹（V1区T2、T3）

图3 喇家遗址出土的汉代农作物遗存：a.粟；b.黍；c.大麦；d.小麦；e.大豆

为建立精确的年代框架，研究团队对出土炭化大麦、小麦种子及4例人骨样本进行了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测年。AMS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喇家遗址汉代遗存的年代集中于1940–1860 cal. BP（约公元40-140年），与出土陶器及五铢钱的考古学断代结果高度吻合，确认了相关植物遗存的时代属性。

图4 喇家遗址汉代炭化植物种子遗存及人骨遗存碳十四测年数据

图5 喇家遗址出土的五铢钱

将喇家遗址汉代农作物数据与其更早时期的植物考古记录进行纵向对比后发现，汉代粟类作物始终占据农业结构的主体地位，麦类作物比例虽略有上升，但均未突破辅助范畴。这一历时性数据清晰地表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该地区以粟、黍为核心的旱作农业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并未因青铜时代以来麦类作物的传入及汉代中央政权的介入而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

图6 喇家遗址出土的汉代各类农作物遗存占比情况

图7 喇家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时期和辛店文化早期各类农作物遗存占比情况

研究团队从生态、技术、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该地粟作农业体系长期延续的深层机制：

一是生态适应性与历史路径依赖。粟与黍作为中国北方起源的驯化作物，具有生育期短、抗旱性强、对土壤肥力需求较低等生长特性，与青藏高原东北缘半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环境等因素具有良好的生态契合度。考古学证据表明，粟作农业体系在距今5000年前已传播至官亭盆地，并在此形成深厚的农业历史根基与地方性系统。此种基于长期生态适应所形成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该地区后续农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生产技术传入与地方化适应。喇家遗址出土的汉代铁锸、铁镰等农具及一定数量的黄牛骨骼遗存，表明铁器技术与畜力（尤其指牛耕）至迟在汉代已传入该区域。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外源性技术并未引发农作物体系的根本性重构，即未出现如中原核心区那样向麦作农业的显著转型。相反，外源技术与工具更可能被纳入既有的地方生产体系中，通过提升耕作与收获效率，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本地以粟、黍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系统。

图8 喇家遗址出土的汉代铁、铜器

三是气候波动下的农业生产风险规避策略。古环境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中国整体气候呈现干冷化趋势。面对气候不稳定性加剧所带来的农业风险，当地居民在作物选择上可能倾向于依赖经长期历史检验、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本土化粟、黍品种。这一行为反映了农业系统在面对环境压力时的农业生产风险规避策略。

四是地理隔离效应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喇家遗址所处的官亭盆地，四周山地环绕，地形相对封闭。这种地理格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汉代中央政权实施的农业推广政策对本地社会的文化冲击。在此条件下，本地的饮食结构、耕作制度得以保持较高的连续性，外来作物种类与农业技术仅被有限度、有选择地吸收与融合，并未导致本地农业传统的断裂或替代，展现出边缘地区文化传统在面对区域外文化力量渗透时所具有的韧性与调适能力。

将喇家遗址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中审视，其“粟主麦辅”的农业模式与同期河西走廊、新疆等地普遍的“麦主粟辅”及多样化农业体系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差异凸显了汉代西北边疆农业发展格局的多元性与地域适应性，反映了在不同生态条件、历史传统与文化交流强度下，地方社会所采取的不同生存策略与适应智慧。

该研究系统揭示了喇家遗址汉代农业状况，深化了对该区域农业经济延续模式的认识；同时也为阐释统一国家背景下边缘地区的农业适应机制、技术传播、地方传统的交互作用关系，以及环境变迁中的人类生存策略，提供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区域案例。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韩斐博士为该文的第一作者，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宋吉香副研究员与杜战伟副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西安碑林博物馆赵丹助理馆员、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于孟洲教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倩倩研究馆员、杜玮副研究馆员、马骞馆员、嘉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甄强馆员、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白丽群博士为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