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Anthropol. Archaeol.| 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丧葬行为简单化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考古文博学院石涛副教授在国际著名考古学期刊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发表题为“Simplification of mortuary practi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Late Neolithic Middle Yangzi, China”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丧葬行为简化)的最新研究文章。文章通过对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丧葬行为模式的分析，试图切入社会复杂化理论的探讨，强调研究者需要摆脱“复杂化”的单一进化论叙事，而看到社会进程中，复杂化和简单化的共生关系。石涛副教授为本文独立作者。
复杂社会的演进通常以人口增长、聚落层级体系的发展、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政治集中化为显著特征。长期以来，对社会从简单到复杂进程的研究，以及大量关于社会复杂性细致的研究，似乎造成了一种错觉，即一个社会的全部组成部分的发展方向总是趋向于“更加复杂”。但是，这却忽略了社会进程中，部分人群或社会制度并没有变得复杂，甚至变得更加简单的事实。因此，在考古学上，对于“简单性”的研究就成为研究社会进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但是，目前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关于简单性的研究和定义较为缺乏。结合部分已有的研究，本文将“简单性”定义为一个与复杂性相对的概念。它的特征表现为：社会规模小、专门化的社会角色稀少、维持社会运作的机制精简化，以及社会身份类别在数量与多样性上的减少。如果说，不平等和异质性是复杂性的两个核心概念，那么，简单性则强调平等和同质性。此外，社会机制与社会生活的精简化不仅体现在同质性上，还表现为更简单的组织形式或更简化了的程序性运作。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简单性视作复杂化研究的起点而将他们放在一个演化的序列上。事实上，简单性与复杂性是协同演化的，两者在本质上相互关联的。而本文中的“简化”概念，则是强调古代人群或社会制度保持或趋向简单的动态过程。
本文主要回顾了复杂社会演进过程中简单化的几种情况。一方面，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并不是所有人群都愿意接受复杂化，或者接受复杂化程度更高的人群的领导，对这种现象的考古学研究常被称为“抗拒的考古学”（Archaeology of Resistance）。另外，也不是所有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都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都有部分案例可循。另一方面，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部分社会制度、社会机构或者人群生活方式等都可能变得更加简单，以求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达到简化管理流程、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等目的。
本文选择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的三个关键时期——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丧葬行为的变化。从考古学探讨丧葬行为的变化，首先需要辨析方法的使用。过程考古学对墓葬的研究往往将丧葬行为直接对应死者生前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社会身份，而后过程主义则更加关注生者对于丧葬的态度及其调和生者社会关系的作用。参考以往的研究，在具体的墓葬的分析上，棺内的空间多被认为是与死者关系更近，而棺外则被认为是生者举行表演性仪式活动的遗存。本文收集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资料，通过对墓葬空间及其内部的物质遗存的分析，探讨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中丧葬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讨论这种变化所反映社会复杂化中人类行为的变化。
图1 江汉平原发现墓葬遗存的主要遗址
本文对江汉平原已经发现的大部分这一时期的墓葬进行了分析，其中最为主要的墓地包括龙王山、石家河以及城河等。经过对这些墓葬的分析，基本可以对长江中游丧葬行为进行总结。从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平原都遵循着一套清晰且一贯的丧葬行为，即：将墓葬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丧葬空间，并在两个区域放置不同类型的器物以对应葬礼中不同活动的随葬品。因此，棺内与棺外放置的物品，分别构成了专为逝者准备的象征性祭品和在公共葬礼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种丧葬习俗的一贯性表明，从油子岭文化期到石家河文化期，长江中游平原的葬礼中持续进行着这两类活动。
然而，丧葬行为也经历了一些历时性变化。其一，棺内的随葬品随时间推移而减少，表明从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专门献给逝者的祭品受到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其二，基于对龙王山遗址和石家河遗址群等的分析，相较于棺内的随葬品，棺外的随葬品似乎随时间推移而日益受到强调。这突显了公共表演性仪式的强化，此类仪式在葬礼中随时间推移而愈发重要，并被广泛用作提升逝者及其家族社会地位或声望的手段。其三，棺外的随葬品逐渐从饮食器皿转变为储存器如高领罐等，这可能暗示着公共丧葬仪式的主题从宴饮向祭祀活动的转变。其四，以高领罐为代表的储存器放置在棺外的行为，在长江中游平原各社群中的应用也随时间推移而日益广泛。
本文认为，棺外的随葬品从饮食器转变为如高领罐这类储存器，可能是公共仪式从宴饮向祭祀活动的转变，这一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大量高领罐等储存器放置在棺外的行为，最早出现在石家河遗址群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张弛先生认为这类器物可能是长江中游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葬仪中的财富象征，是在社会日益竞争激烈的过程中获取社会威望的手段。本文赞同这样的理解，并进而提出：这种将高领罐作为财富象征获取社会地位的手段，是如何实现的？作者重新分析了石家河遗址群这两个时期的墓葬，并进而发现，虽然葬式各异，但是在石家河，大型墓葬的葬式以二次葬更多，并且随葬大量的高领罐。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部分二次葬中，放置棺内明器和放置棺外高领罐等随葬品的空间，形状差别较大，这显示出，这两个墓内的空间并非同时开挖；相反的，大部分放置高领罐的空间可能是在二次葬时才开挖的，而高领罐等储存器可能是二次葬时的祭祀物品。这与张弛先生认为这些棺外的高领罐形状较小可能也是明器的观点是相呼应的。
图2 邓家湾及肖家屋脊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两组陶器随葬品比较
图3 邓家湾M26出土的两组随葬陶器分布
根据总结出的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丧葬行为变化的规律，本文继而讨论了这些变化的阶段性及其意义。本文认为，这种历时性的变化，是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对丧葬行为的简化。这种简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棺内空间随葬明器的数量的大大减少；二是公共葬仪主题从宴饮变为祭祀活动。这两种变化都显示了，对丧葬活动投入的大量减少，特别是宴饮活动的消失。根据现代民族学等的研究，宴饮活动往往是葬礼活动中最为昂贵的一项，其花费往往占了葬礼的一半甚至更多，甚至部分家庭因为宴饮活动而破产。因此，宴饮活动的消失，显然是葬礼投入的大大减少。而且，宴饮活动的步骤和涉及细节繁多，比祭祀活动要更为繁琐，其向祭祀活动的转变，应该是对公共葬礼仪式活动的一种简化。
为何会出现这种简化？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生活（urbanism）的兴起所导致的。作者将丧葬行为的变化放入油子岭——石家河文化三个时期的社会复杂化大背景中进行讨论。油子岭文化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城址，但是各个聚落等级差距并不明显，城乡差异并不显著，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出丧葬行为简化的迹象；屈家岭文化时期，随着石家河聚落崛起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丧葬行为的简化最早从石家河开始出现，而在乡村等其他地区，则延续了油子岭文化时期的丧葬模式，在公共丧葬仪式中仍然以宴饮为主，形成了城乡之间丧葬行为的二元对立；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公共宴饮活动基本消失，而代之以高领罐为代表的祭祀活动，这反映了石家河丧葬模式被长江中游其他社群所接受。这个长时段的过程，反映了城市生活兴起的过程中，中心城市中出现的人类行为被其他地区逐渐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的仪式物品中也有所反映，这已经为其他学者有所讨论。
城市的兴起与城市景观的形成，是社会复杂性日益增强的重要表现。作为社会复杂化的核心场域，城市的兴起不仅是一个人口聚集的过程，还伴随着不同族群或亲属群体的重组、作为“市民”新身份的形成、新仪式体系的出现、新社会生活的出现、新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新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形成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形成往往会导致人类部分行为模式的简化，而丧葬行为的简化即是其中之一，这已经被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很多研究所证实。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丧葬行为的简化，便是社会复杂化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生活的兴起所带来的转变，是深刻嵌入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历史进程。
虽然丧葬行为进行了简化，但是，从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似乎都采用了相似的方法来体现和强化社会地位或声望，即除了更大规模的墓葬建造和更精美的随葬品外，死者家庭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公共的外部仪式来彰显逝者及其亲属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无论是宴饮还是祭祀活动。这也显示了在丧葬活动中，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长江中游社群更加注重将公共葬礼活动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和获取社会权力的场域。另外，在石家河遗址群，二次葬可能也作为一种表现社会地位的手段而被纳入到丧葬行为中。
最后，作者认为，汉书中记载“礼失而求诸野”，已经表现了当时的历史记录者观察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仪式差别，即城市中消亡的仪式体系在乡村中还能寻觅，这与本文中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乡丧葬行为的二元对立相呼应。这也说明，这种随着城市化兴起过程中的仪式或者社会行为简化是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复杂化往往也伴随着简单化。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KG005）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