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j Herit. Sci. |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水稻驯化路径的区域差异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植物考古团队与复旦大学、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合作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刊物npj Heritage Science（SCIE、A&HCI收录）上发表题目为“Regional variation in rice domestication pathways in prehistoric lower Yangtze, China, revealed by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的学术论文，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马永超副研究员为该文第一作者，共同作者包括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曦研究馆员、萧山博物馆王鹏文博馆员、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李紫嫣、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赵贺雪、本科生彭琳、方睿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李唯青年副研究员为通讯作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代月、袁召哲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贾晓冉也参与了该项工作。

目前，学术界对长江下游地区水稻的驯化过程已取得一定的共识，但均倾向于将该地区内部各区域间的差异整合为统一进程。此举掩盖了水稻驯化在各区域内的独立探索过程。鉴于此，本研究将从处于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分布区交界的沈家里遗址（图1）入手，厘清水稻驯化影响机制的人文或自然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收集长江下游地区各区域、各遗址的研究成果，以归纳各区域水稻驯化进程及其在长江下游水稻驯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图1 a为长江下游的三个区域，从南至北依次是金衢盆地、宁绍平原和太湖平原，点1是沈家里遗址；b为沈家里遗址和采样剖面（TG1 P2）；c、d为沈家里遗址TG1 P2“水平＋垂直”采样获得的各样品分布图

结合AMS C¹⁴测年和出土陶器，沈家里遗址TG1 P2第12、13层的年代大体对应马家浜-河姆渡文化早期（7000-6500BP），第9层与马家浜文化晚期相当（6500-5800BP）。对两期40余份的植硅体分析显示，各样品的植硅体组合相近，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较稳定，长、宽分别徘徊于41.0、34.0微米上下，鱼鳞状纹饰≥9个的稻扇型植硅体比例均处于60.0% - 70.0%之间。

将沈家里遗址置于相近考古学文化传统下进行考察发现，相较于河姆渡文化早期的河姆渡、田螺山遗址等处于宁绍平原东部者，其鱼鳞状纹饰≥9个稻扇型植硅体比例明显偏高，稻扇型植硅体的长和宽则偏小；与环太湖地区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马家浜、安乐遗址等相比，沈家里遗址稻扇型植硅体的三项指标均与之相当（表1）。由此可知，地貌或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的不同可能是造成水稻驯化出现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正是史前先民根据区域地貌、气候做出的生计适应性选择。

表1  沈家里、田螺山、河姆渡、马家浜和安乐遗址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对比

基于以上的探讨，该文系统还收集了来自15个遗址的300个样品的稻扇型植硅体测量数据（详见线上附表4），并及其置于金衢盆地、宁绍平原、环太湖地区分别进行考察。此分区不仅考虑到了地貌和河流的分割，而且兼顾到了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传统。

系统对比分析显示，长江下游地区各小区域各有自己的水稻驯化路径（图2）。

（1）金衢盆地：上山文化时期，该区域可能存在两条并行的水稻驯化支线。以荷花山、下汤遗址为代表的先民至迟于8500BP已基本完成了一次水稻驯化，而以上山、湖西遗址为代表者则坚持利用野生稻占优的群体。

（2）宁绍平原：7000BP前后，该区域的水稻遗存还处在初步被驯化的阶段；随后，各遗址的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呈现出较统一的先增加、后稳定的趋势。此趋势是否可以表明宁绍平原先民自己独立完成了一次水稻驯化呢？

（3）环太湖地区：虽然水稻植物微体遗存和大遗存的演化趋势并不一致，但两者均可证明自马家浜文化晚期（6500-5800BP），该区域先民已种植和利用驯化完成的水稻群体。除此外，该地区先民还较早建立起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的湿地稻作农业耕作体系和石质工具套，并将其带入到了其他区域。

图2 长江下游地区稻扇型植硅体形态演变统计图

总之，沈家里遗址的植硅体分析揭示了其在马家浜-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较高的水稻驯化程度，为深入讨论杭州湾地区稻作农业发展提供重要新线索。至于沈家里先民究竟是继承了金衢盆地水稻驯化先锋地位，抑或反映了环太湖地区稻作农业强化过程兴起，仍需要补充两地区马家浜-河姆渡文化早期阶段植物考古研究数据进行论证。

该文突破了以往水稻驯化“单线”、“单向”进程的阐释模式，相关论断也与近年长江下游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史前文化与社会多中心并行发展格局相契合，为全球古代文明崛起的农业机制探讨提供了中国案例。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0494-026-0251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