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Archaeol. Sci. Rep. | 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狩猎采集者的植物资源利用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在国际考古学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发表题为Mid-holocene hunter-gatherer plant utilization on the Tibetan Plateau: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from the Dongguotan site（全新世中期青藏高原狩猎采集者的植物利用：来自东果滩遗址的植物考古证据）的论文。论文第一作者为考古科学中心博士研究生郭星仪，通讯作者为考古科学中心宋吉香副研究员和杜战伟副教授，共同作者包括考古科学中心韩芳助理研究员、孟琦助理研究员、吕红亮教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乔虹研究馆员、李冀源副研究馆员。

青藏高原以高海拔、低氧、低生物产量著称，是地球上生存环境最为严酷的区域之一。狩猎采集者何时进入高原并实现长期适应，是高原考古研究的核心议题。现有证据表明，全新世中期，以细石器技术为特征的人群已具备相对长期的高原适应能力。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环境重建、饮食结构和石器技术等领域，而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认知极为有限。植物资源在狩猎采集生计体系中的重要性长期被低估，农业出现前的植物利用策略及其对农业转型的潜在影响也缺乏系统探讨。

基于此，研究团队对东果滩遗址探方T5的细石器文化堆积中的炭化植物遗存开展了系统性研究，旨在揭示狩猎采集者植物资源利用及其历时性变化，探寻其与农业群体可能存在的早期接触，并通过区域比较探讨藜属植物的长期利用传统及其与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动态关系。

东果滩遗址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共和盆地，研究团队于2022至2023年对其进行系统发掘，揭露出丰富的细石器文化堆积，可分为CL1（7600–7300 BP）、CL2（7300–6600 BP）和CL3（6400–6200 BP）三个时期。

图 1 共和-贵德盆地地理位置及东果滩等遗址的分布

图 2 (a) 东果滩遗址的地理环境和分区位置，(b) 东果滩遗址Ⅱ区T5位置。

通过对东果滩遗址T5采集浮选样品的鉴定分析，共计发现炭化植物种子1135粒，分属农作物与野生植物。农作物数量极少（仅11粒），而野生植物占绝对主体，其中藜属种子达621粒，在相对比例与出土概率上均居首位，构成遗址植物遗存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整体组合呈现鲜明的以藜属为主的特征。

此外，T5中还出土了少量粟，尽管存在后期混入的可能性，但考虑到该区域其他同时期遗址粟类作物遗存的发现，不排除当地狩猎采集者在全面农业建立之前已与农业人群存在早期接触的可能性。

图 3 东果滩遗址T5细石器文化遗存出土代表性植物种子

图 4 东果滩遗址T5细石器文化遗存三个时期出土植物种子组合情况（n=出土植物种子数量）

在遗址的三个文化阶段（CL1至CL3）中，狩猎采集者始终以藜属为主要利用对象，但植物遗存的组成呈现轻微的时代变化。CL2阶段，禾本科和蒿属的出现频率增加；至CL3阶段，形成了以藜属为主、禾本科和蒿属为辅的模式。这一变化表明，狩猎采集者在保持对藜属核心依赖的同时，可能对植物利用策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整合青藏高原东北部从细石器文化遗存时期至青铜时代的植物考古数据，可见该地区存在长期延续的藜属利用传统。此外，藜属的利用策略似乎随着史前生业模式的转变而动态调整。在细石器文化遗存时期，藜属是狩猎采集者开发利用的主要植物资源。随着农业的引入与强化（仰韶、马家窑、宗日和齐家文化时期），藜属的比例显著下降，而农作物在植物组合中占据主导地位。在随后与畜牧业兴起相关的卡约和辛店文化时期，藜属的比例再次上升。这一动态变化过程表明，藜属的利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业经济从狩猎采集向农业、再向农牧混合经济的整体转型而被灵活调整。藜属利用从细石器文化遗存时期至青铜时代的长期延续，凸显了超越纯粹作物中心叙事、将“韧性资源”作为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关键要素加以研究的重要性。